关于《紫藤萝瀑布》的资料

微课程  加入时间:2011/10/5 18:49:19     点击:2091

宗璞的人生之路和校园情结

  宗璞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呢?翻开作家的履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与其作品中那股淡雅韵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书香之气。宗璞的经历,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她不像师陀、田涛等老一辈作家,是从中国的底层社会一步步艰难地爬到了知识的殿堂;她也不像巴金、谢冰莹,从旧的地主家庭中游离出来,流入城市,形成瞿秋白所说的一代“薄海民”(bohemian);她更不像新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在自己的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就离开书本,离开家人,在贫穷、愚昧与困惑中探索人生的价值。甚至生长于“文革”之后的一代年轻人,也很少有像她这样得天独厚的学养根基。她是一株冰清玉洁的兰花,有幸在远离贫困与肮脏的净土中发芽,成长,就象夏洛蒂所言,拥有一个“没有污点的,饮之不尽,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泉”般的纯净记忆。她的生活环境,基本上限于高等学府和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由于自小在和谐淳厚文雅的学术气氛中得到熏陶,因而奠定了一生的做人与做文准则。她确实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童年时代。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宗璞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大家之气,冲和之态,甚至一种率真洁白的“学生腔”的原因所在吧。

 

  宗璞童年所生活的大学校园中,教授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绝无今日“脑体倒挂”之虞。生活的舒裕与地位的高贵,使得钻研学业的教授们能比较专心于书本的研究(当然抗战开始后又有了不同),他们的子弟也能在一个相对单纯、明净的天地中获得比同龄孩子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文化滋养。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使得他们过分地单纯,书卷气过于浓厚,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则免不了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与挫折。我手头正好有一本1990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不妨拿来,随便撷取几段,为宗璞笔下的清远世界作一个更详尽的注脚。宗璞的同辈人,著名文史专家虞振镛的女儿,西南联大1943年学生虞佩曹在《水木清华——童年的回忆》中曾饱含深情地描写了清华校园在自己童年眼中的平静与清雅,以及清华人文景观的优越与独特。她说“那时清华只有附小(即冯友兰提到的宗璞就读的成志小学)及附设的幼稚园。马约翰是我们的校长。……后来由蔡顺理夫人教,她本人也是留美学生。”在这样条件下成长的孩子,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而当时孩子们生活的环境又是怎样的呢?“水木清华的工字厅……里面典雅、阴凉,有一股楠木香味,单身教授吴宓、叶企孙先生曾在里面有过住所。”“我们住的南院是一个四周由房屋围绕着的大院……西式住宅一号是赵元任先生家……”。这种耳濡目染的文化气韵,在一点一滴中已深深地渗入了孩子们的灵魂之中。宗璞《南渡记》中所写的方壶小院,不就是这种充满清远文化气息的精英荟萃之地吗?法国现代派女作家纳塔丽·萨马特说:“文学所描写的,永远只能是某种看不见的,每个作家所向往的——他独自一人感觉的现实。”作品中的生活、人物可以虚构,然而意境却总是忠诚地反映出一个具有敏感禀赋的作者童年时对周围景物的特殊感觉以及这种感受对其终生造成的影响。宗璞在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意境之美,正如同一缕轻烟,又好似一丝馨香,着意体会时捉摸不出,只有亲身体会过这种生活的人,才能从那似乎非常平淡的描写中领略到作家实际极其浓厚的感情,那种对童年精神生活的无限追忆与留恋。这种非过来人不能写出亦不能读出的爱,正是宗璞“校园情结”的真谛所在。

 

  (选自《这方园地中的冯家山水》,《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作者:侯宇燕)

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解释: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但是却永远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50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像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像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雨,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像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物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而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30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吗?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啊!

 

  1982年10月28日上午7时,他去了。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惟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哭小弟》,《铁箫人语》,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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